摘要：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
另，佛教有关逻辑和认识论的因明学对中国本土辩证思想的加强，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何兆武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50页及以下。
由此可见，要使人权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通过人权（如福利权、受教育权）等来补足弱者所可能存在的能力不足的问题。因而，同样的事情同样对待符合法律公正的基本要求。
以诉讼权为例，国外学者就指出：以恰当的法律形式提交自己案件的成本是如此高昂，以至于穷人必须经常忍受那些比自己富裕的人的不法行为之害。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拥有常人的经验与理性，正确地选择与判断都应当不成问题，但关键是，社会上的弱者是否也具有这样的能力呢？瑞士学者弗莱纳就以朴素的语言，追问了以下问题：当实际上无人能够阅读时，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宗教共同体养不起牧师时，宗教和良心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只有一些人买得起高楼大厦而其他人几乎无家可归，那么，为什么要保护家庭的私人领域？当穷人只能靠富人的垃圾维持生活时，我们何必耽心人格尊严？当此处的人有做不完的工作而别处的人失业时，一个人怎能确信个人的正常发展？{3}弗氏所言，无非就是权利行使的能力问题。没有对人权的保障，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就无法体现，而在一个不知主体为何物的社会，所谓和谐，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安无事而已，社会根本就无活力可言。如果说一般人的权利都容易受到侵犯，那么，弱者的权利更是岌岌可危：一方面，许多弱者缺乏防卫与自卫的能力，他们在受到侵犯时只能忍气吞声，特别是在社会排斥与社会偏见之下，他们可能的选择就是忍受。因此，弱者的人权保护问题，事关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水准。
例如法律虽然规定每个人都有经营自由权，但对于一文不名的穷人来说，这样的权利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见，在一个还算民主的国家，人权对于一般的社会成员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但弱者所应当拥有的权利则是雪中送炭，其意义显然比一般意义上的权利赋予更为必要也更为重要。[36]《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50页。
[7]唯君王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这种君王的主权任何他人不能分享，否则天下就会大乱。而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种宪法性文件，也均将其作为重要的制宪指导原则并载入具体的宪法文本，例如，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四章专门规定国计民生，强调为发展国民生计、国家对于人民生产之事业，应予以奖励及保护，1936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中，辟有《国民经济》一章、《教育》一章，规定中华民国之经济制度，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民主和民生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废。[15]《三民主义》，岳麓书社，第167页。
但程燎原教授通过对中国古代相关汉语典籍的考证认为，在古代的汉语文献中，不仅已有法治这个名词，而且也有相当清晰的法治概念。[30]以被称为民生之本的教育为例。
当代中国的民生话语，无论是其理论蕴含还是其政治语境，与中国古代的民生话语及近代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生主义，都有了本质的不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32] 毋庸讳言，转型期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杂糅，构成了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的复杂特质，也使得民生问题成为一个多维度的难题。而且，法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有理由、也有可能为解决当代中国的民生难题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也纷纷就民生问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探讨，期冀能为转型期中国的民生问题做出自己的智识贡献。[25]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饮冰室合集》（二），文集（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页。当前，在行政执法方面，需要进一步强调依法行政、执法为民。虽然也有过文革时期无法无天、砸烂公检法的曲折道路，但中国人民还是选择了法治这项标志着政治文明高级阶段的治理之路，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项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
强调法治的时间性，即在于只有在了解特定时代的时代特征，以及这种特定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相关主体的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恰当的制度回应。但实际上，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皇权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内容，所以才将民生与国计并置。
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在于人民中那些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3亿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
[19] 无论是早期的平均地权、改革旧有经济制度，还是晚期的节制资本、防止劳资阶级不平，实际上都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考虑，而是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意图，这从其内容能被写进当时统治者的最高活动纲领（国民党党纲）和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政治准则（宪法）即可见一斑。但它是以臣民一君主的政治系统构造作为基本前提。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这句名言有两层含义：第一，宪法的根本任务在于确定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40]只有努力把人民法庭建设成为群众感知司法公正的民生窗口，建设成为人民法院联系群众的情感纽带，用司法惠民的阳光让群众打官司公正、便宜、方便，才能确立民众对司法系统和国家的真正信赖，才能确立法律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而权利，正是法治的要义所在。[23]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法治大业，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我们可以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政治文明成果，但我们不可能从中找到解决当代中国法治命题的标准答案，因为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
它所彰显的是法治在改善和解决当代中国民生难题中的意义和独特优势。[42]俞可平：《关于民主亟待厘清的六个关系》，载《半月谈》（内部版）2009年第4期。
民主与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21]郑功成：《构建和谐社会要以民生为本》，载《前线》2007年第5期。
要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依法坚决打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活动，突出查办教育、就业、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征地拆迁、抢险救灾、移民补偿等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可以说，权利的彰显过程，就是法治的运行过程，这也是为什么说法学是权利之学的原因所在。
同时，在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法规的立法过程中，在提出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时，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增强民生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36]在列宁看来，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明确规定人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司法既是权利系统的最后防线，同时也是民众对权利法律体系信赖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14]夏良才：《孙中山与亨利?乔治》，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民生与民主、法治并不矛盾。所以汤武之得天下，便是得到为桀纣所失的民众的支持。
（一）法治的实践品格 回溯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背景以及十余年来中国人民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法治的这种实践品格。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治的含义应该通过对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历史研究来理解。
[11]可以说，上述观点，已经和植根于传统民本—臣民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民生话语有了本质的区别，有学者认为其平均地权的观念实际上更多的是受美国19世纪末期的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影响。之所以强调法治的实践品格，一方面，是因为再崇高的价值标杆，也终究需要付诸于实践。
所以，《尚书，大誓》中那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才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文化意蕴。[26]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形成：原理与现实》，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页。但是，邦之主权，仍然属于君主，民生也罢，民本也罢，其中之民，自然只能是臣民而非公民。再周详的规则，最后还要通过实践来进行。
学界对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研究，一般多集中于其平均地权、发展工商实业、大型企业国有化的经济思想。郑功成教授认为，影响后改革时代民生问题的因素是多元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历史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弱化，经济因素影响的重要性也在下降，而现实因素中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全球化因素的影响却在持续上升。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这也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宣告，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确认，对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承诺，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宪政视野下对民生的最权威保护。
没有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当然不可能突显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复杂样态，同时也更应从这种复杂样态中探求未来法治发展的可能和契机。
